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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天任:适度选点启动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

    张天任表示,“我建议国务院尽快制定出台《农村宅基地管理条例》,完善农村宅基地分配政策,在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前提下,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大公财经3月5日北京报道(记者 喻春来)张天任另一个身份是浙江长兴煤山镇新川村村书记,在今年的两会议案上,他也重点关注了农村宅基地、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村企共建模式和软规划等问题,并提出了多项建议。

      “我建议国务院尽快制定出台《农村宅基地管理条例》,完善农村宅基地分配政策,在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前提下,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张天任说道。

      此外,他还提出在城镇化建设实践中应推广村企共建模式,参与新型城镇化的企业与政府、村民结成伙伴关系,参与到镇村产业、社会、环境的建设之中,参与到镇村规划、开发、运营过程之中,实现从传统开发商逐步向城市综合运营商转变;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也要重视社区构造、文化和法律素养提升、立体文化传承等无形规划(软规划)。

      农村宅基地改革应破冰

      2014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农村宅基地作为农村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农民的日常生活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是农民手中的一项重要的财产性权利。

      但是,目前在我国农村,宅基地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长期以来一直是农村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之一。张天任称,宅基地使用管理缺乏规范性,诸如一户多宅、乱占地建房,批少用多、多占地建房的现象盛行;人均宅基地面积超标情况严重,空心村普遍,宅基地闲置问题突出;宅基地审批退出机制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秩序混乱等等。

      我国目前没有一部专门的农村宅基地的专门法律来调整农村房屋和宅基地纠纷。尽管农村宅基地被《物权法》界定为一种用益物权,但国家法规长期以来均限制其自由流转,即取得宅基地可自己建房,但不可将其出卖、转让,也不可以抵押,法律法规强调宅基地使用权的福利保障性质,而忽略了它的物权性质。

      张天任认为,从实践来看,流转的严格限制与流转广泛存在的现实矛盾有目共睹。因继承、购买、申请等原因造成一户村民拥有多处宅基地的现象;宅基地使用权的没有强制登记制度,实践中转让方与受让方的权利不明,纠纷不断;前农村一些因子女结婚后确需分户而需要宅基地建房的,公安部门与国土部门,一个是需要取得宅基地才能单独立户,一个是需要取得户籍才能审批宅基地,这样的互为前置条件,导致难以落实。

      为此,他建议,全面清理有关涉及农村宅基地的法律法规,全面修改、调整。建立、完善从农村宅基地的取得、登记、使用、处分、收益等系统的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明确其法律关系和法律地位,从法规上解决目前农村宅基地的制度性顶层设计缺陷。

      “目前我国农村宅基地立法的滞后,应尽快出台《农村宅基地管理条例》或《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张天任说道。“从而明确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概念、取得方式、内容、行使、灭失、流转、法律责任及其他法律应当规定的条款。”

      他认为,可以在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前提下,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建议国务院在全国选择若干县(市、区)们尽快开展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着力解决难点热点问题。

      诸如:实行宅基地超占部分有偿使用问题;宅基地使用权期限及一定范围内的宅基地有偿使用问题;逐步建立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场问题,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农户住宅集聚化建设问题;积极推进农村宅基地整理, 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加速农民社区建设,提高节约集约化利用水平问题;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问题;规范政府的征地权力,切实保护农民宅基地的合法权益问题等等。

      农村城镇化应村企共建重视软规划

      “我生长在乡下,创业起步在农村,我与城镇化建设有着特殊情结,在经营天能集团的同时始终关注农村发展,想方设法反哺农村。”张天任谈到。

      当前,中国尽管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张天任认为,通过村企共建新模式,让企业成为主体,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浙江、江苏、北京等地在实践中都进行了尝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他说,实行“村-镇-企”三方联动的村企共建模式,能够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真正使农村受益,让百姓得利。这应是当前和今后中国城镇化建设值得实践和推广的思路和方向。

      在今年的两会上,张天任在议案中提出,需要大力发展镇村产业经济,特别是二、三产业的扩展和升级,注重培育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将企业发展与乡村经济融于一体,以工建农、农工互补,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中促进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中提升城镇化质量。

      此外,根据地方政府对区域发展的总体要求,结合新农村建设,做好镇村的产业规划、空间规划、制度规划,在顶层设计时融入产业配套理念,全面推进空间布局、生态环境、社会服务、智慧城市的综合统筹、协调发展,实现职住平衡、宜居宜业。同时,关注城乡统筹发展及城乡生态环境建设。

      同时,整合资源,通过城镇化平台将不同社会资源引入到开发建设中来。过去这些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过程,现在可让企业和政府共同寻找商业契机,打造新商业模式,全面建设功能混合的新城镇。

      张天任认为,农村城镇化中,企业可带动农民就业,拉动农村消费,而国家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城镇化建设,企业可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领域寻找更多投资机会。

      目前农村城镇化上也存在一些偏向或误区。他说,依法规划仅对城镇规模、城镇结构、城镇选址等规划进行定位。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规划统称为硬规划,而忽视了社区构造、文化和法律素养提升、立体文化传承等无形规划,这些无形规划统称为软规划。

      为此,张天任建议,由国家制定统一法规,可在《城乡规划法》中加入软规划。各地立足实际,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对当地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软规划进行具体安排。或由个别地方先行立法试点,成功后再由国家进行立法。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依法规划的硬规划,已由《城乡规划法》作出规定,软规划应同等对待。否则,软规划的效用会低于硬规划,这与其地位不符。”

      张天任说,各地制定的农村城镇化建设软规划,应指向城镇规划的社区构造、文化和法律素养提升、历史文化传承等的无形规划。在制定、修改城镇软规划之前和软规划方案报送审批之前,应依法将草案进行公告,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一旦通过审批,必须严格执行,违反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城乡规划立法中,软规划与硬规划不但可纳入统一法规,也应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比如,历史文化遗迹保护的硬规划,有助于实现历史文化传承的软规划。反之,一些软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硬规划实现。

       

    • 责任编辑: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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